内容分类:
热门标签列表

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用“莫高精神”书写别样人生

2018年9月17日   阅读  次   编者 文述   责编 洪军
【内容分类】 社会文化
【内容摘要】

76岁的樊锦诗,已经在敦煌呆了51年,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,从满头青丝呆到了一头白发。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,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就是莫高窟人的一个缩影。

【标签】 莫高窟 樊锦诗
【正文】

【热点回顾】

樊锦诗与彭金章

樊锦诗:敦煌研究院院长,1938年出生,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她从25岁扎根敦煌,潜心敦煌文物研究、保护和利用工作50余年,被誉为“敦煌的女儿”。她也是继常书鸿、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“敦煌守护神”。

彭金章:从同窗到伴侣,与樊锦诗相伴一生。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,后也来到敦煌,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建功卓著。

2014年3月4日,刚刚获得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的75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,又在北京代表她和她的丈夫彭金章,领回了由婚姻与家庭杂志社颁发的“和谐家庭·幸福榜样”奖牌。

颁奖典礼结束后,她特意给身在敦煌的老伴儿打了个电话:“老彭啊,奖牌我替你领回来了,上面写着:樊锦诗、彭金章当选第三届‘和谐家庭·幸福榜样’。”电话那头,老彭呵呵地笑个不停。

尽管在事业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,可是家庭类奖项,老夫妇俩还是第一次得到。樊锦诗惯常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她“只顾事业不顾家”,谁能理解一对为了国家需要两地生活长达19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呢?

没有誓言的校园爱情

1958年,身材娇小的20岁姑娘樊锦诗,从上海考入北大。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自己的主意,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。入学不久,她就闹了几次笑话:洗的衣服忘了收,几天之后不翼而飞;过了不久,竟连被子也找不到了——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丢了个差不多。父亲给她写信: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。上海的家里一直有保姆,从小,生活上事事有人操心,她当然就变“笨”了。离家求学这一年,她才开始学习钉扣子、补衣服,照顾自己。

大学时代的樊锦诗,最喜欢的是图书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,并且在身边给她占一个位子。并不被校方提倡的学生爱情,就从这默默无言的关心中开始了。

樊锦诗总习惯在手腕上系一块毛巾手绢,彭金章看在眼里,就送给她一块更好看的,绣有红的、黄的、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。可他不知道,送毛巾手绢是对的,但是樊锦诗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。然而她没吭气,收下了。他又把他认为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—其实并不合这江南姑娘的口味,可是她也没说,开心地尝尝,吃掉了。她看到了这个男孩子的心。

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,为人淳朴实在。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,很习惯细致地关怀、照顾人,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。从年轻的时候起,彭金章就被同学、同事称作“老彭”,因为他见人总是笑呵呵的,跟谁都能打成一片。樊锦诗呢,却始终被人唤作“小樊”,这称呼直到她年纪大了人家才不叫了。

“小樊”说,她对“老彭”的感觉,从始至终没有变过,就是两个字——可信。虽然同时期也有别的男同学追求她,但她没想过和老彭以外的人好。虽然生长在条件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,樊锦诗身上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挑剔和娇气,相反,她不喜欢甜言蜜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,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。

走进敦煌的少女

如果说,除了老彭以外,樊锦诗还把自己的心交给过什么人,那这“人”就是敦煌。人们经常质疑樊锦诗这辈子为了敦煌,薄待了老彭,樊锦诗却说,她和敦煌的爱恋,离不开老彭的支持和奉献。

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,樊锦诗从小喜欢徜徉在博物馆、美术馆,陶醉于历史文化之美,于是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,并对这个艺术宝库充满神往。

1962年,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,因实习来到敦煌。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,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。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,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,壁画更是“天衣飞扬,满壁风动”,精美绝伦。

然而,与洞内的神仙世界、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,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。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,气候干燥,黄沙漫天,与世隔绝,渺无人烟。以常书鸿、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、第二代敦煌人,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,没水没电,没有卫生设施。吃的是白面条,配菜是一碟盐、一碟醋。没有商店,听不到收音机,看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。每天,樊锦诗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。城市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种梯子—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吊着,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。因为害怕蜈蚣梯,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,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。整个实习期,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,怎么洗都是黏黏的。多年后她才知道,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。

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,因为水土不服,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。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,这个城市姑娘也没想过再回去。何况,城市里还有一直默默关心着她的恋人彭金章。

时间到了1963年,樊锦诗和彭金章面临毕业分配。听说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,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。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“求情”,樊锦诗却把“求情信”扣下,没有转交。那一年,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,樊锦诗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: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。她不愿说一套做一套,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。就是这么一个单纯得近乎“傻”的想法,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,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。“服从分配”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一致选择。

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过一句信誓旦旦、可歌可泣的话,即便在面临天各一方的时候也没有。各自奔向“祖国需要的地方”后,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,经常给她写信。信中没有“你侬我侬”,只是互相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,至多最后互道一声问候、珍重。当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的时候,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。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,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。看到信封上的“敦煌”二字,同事们取笑老彭:“原来是个‘飞天’呢!”

旷日持久的分居拉锯战

再入敦煌,为了梳洗方便,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,从那时起,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。她虽是年轻女儿身,却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。可是,这样的牺牲换来的,并不是顺利地投身学术研究——1963年起,“四清”接着“文革”,不论敦煌还是武汉,“运动”和“斗争”成为全国人民生活的主题。

1967年元月,樊锦诗在“文革”大串联中来到武汉,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。期间,每隔一两年,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,到武汉与丈夫团聚。这样的两地夫妻,在那时并不鲜见。被国家和社会命运裹挟着的人们,个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细流,被消音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。

1968年11月,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。敦煌条件艰苦,原本怀孕后,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,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。生产之前,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。身边没有一个亲人,她就在生着煤炉、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。那时,从武汉到敦煌要去郑州转车,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,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……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,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、鸡蛋等物资,历尽颠簸赶到敦煌,已是一周以后。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、挑着扁担的丈夫,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。彭金章看到,他们的孩子,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,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。

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,催促彭金章回去参加“运动”。彭金章不放心妻子,一拖再拖,可是,仍没等到孩子满月,就不得不折回武汉。樊锦诗没出月子,就得到冰凉的河里提水,一个人照顾婴儿。56天的产假结束后,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,单独留在家。孩子一天天长大,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,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,防止孩子跌落。每天上工,她都提心吊胆。如果下班走到门口,听到孩子在哭,那反而是好兆头,说明孩子安全;如果静悄悄的,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。下班回来,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,看看孩子还在不在。

一次,孩子从门缝里看到妈妈,呵呵地笑——樊锦诗推开门才发现,孩子拉了一床。“你这个坏东西,还笑哟。”她逗儿子。只要孩子没事,就值得笑。可是有一天,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。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,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,满脸都是煤渣。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,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。坚持到孩子1岁半,她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,托孩子的姑姑抚养。

孩子走后,樊锦诗日思夜想,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。1973年,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。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,把老大送到武汉,把老二换到河北。这样,彭金章成了一个人带孩子的“超级奶爸”。他又要讲课,又要出差。平时,父子俩吃食堂,出差时,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照看。

与此同时,他们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,因为农村闭塞,又寄人篱下,孩子变得沉默寡言。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来。刚领回来的时候,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显得怯怯的,途经北京,看抽水马桶都新鲜。多年来,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,照顾着大儿子,樊锦诗想,不能再把老二也压给他。就这样,小儿子和樊锦诗来到敦煌。

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,樊锦诗感到很愉快。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,在妈妈身边,孩子日渐开朗起来。樊锦诗也想尽量“助长”儿子的快乐。有时候,在太阳底下给孩子晒一盆洗澡水,孩子能边洗边玩儿上两个小时;有时候,小家伙偷懒没有洗澡,带着满身的沙子就上了床,樊锦诗也并不斥责。她教儿子认字、数数,孩子很快就能数到1000。小屋里总能听到母子俩的笑声。

可是,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,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。研究院找了个高中生给子弟开复合班,多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写着一年级的作业,听着四年级的课文,孩子总是无法专心。晚上回来,孩子问妈妈“为什么2减1等于1?”樊锦诗很纳闷,这还不简单吗?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,拿两根火柴给孩子演示,拿走一根,还剩几根?孩子一下明白了妈妈的讲解。过了些天,孩子又问妈妈:“36除以6等于多少?”樊锦诗奇怪,难道老师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教吗?孩子的作业经常出现白字,还说“老师就是这样讲的”。她越来越感到,这样下去不行,孩子的教育要被毁了。

无奈之下,延续了两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断,小儿子7岁那年,被送到樊锦诗的老家上海上学。孩子非常想念敦煌,他记得从敦煌来上海乘的是火车,他以为找到铁路就能找到敦煌,找到妈妈—就这样,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!尽管最后找了回来,但上海的家人一定要樊锦诗和彭金章把儿子领走——谁都不愿这样骇人的事情再发生。敦煌不行,就只有武汉——这一次,又是老彭挺身而出,没有一点埋怨地把小儿子接到身边,默默承担起照顾两个调皮男孩的责任。

相聚是最好的时光

一方面,樊锦诗多次请调到武汉工作,都得不到批准;一方面,年深日久,她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“运动”搞了那么些年,她总觉得,来到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业务,就这样走了,对不起筚路蓝缕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,也对不起自己。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,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,团聚的事就在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。

对于这个聚少离多的四口之家来说,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,就是短暂的相见。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,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,四口人同睡一张床,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——可是只要能团聚,这又怎么算得苦呢?探亲假里,她可以好好看看温厚的丈夫、淘气的儿子,给他们做几顿像样的饭菜,也让老彭多享受几天有妻子操持家务的轻松。

樊锦诗清楚地记得,每次她到武汉探亲,孩子就养胖一些,她一走,孩子很快又会瘦。因为不稳定的童年生活,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,大儿子当时成绩糟糕,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。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局面,1986年,又是彭金章,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——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,奔赴敦煌。那时,他已经快50岁了,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考古教研室主任——这对一个男人来讲,是多么大的事业牺牲!彭金章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勉强的话、抱怨的话、委屈的话,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,总是化入无言的行动。

来到敦煌的彭金章,从零开始建立事业,主持多项考古发掘。特别是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,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,为世界瞩目。

向往团聚的一家四口,其实至今没有真正团聚。举家来到甘肃后,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,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,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。后来孩子大了,或出国或工作,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。1998年,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,开始满世界出差。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,自此专心在家休养;而如今75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工作。她和老伴儿相互扶持,走过了一辈子,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。至今,他们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,或者对对方说一句“不舍”“相思”。她会在每一次火车开动或飞机降落的时候,给老伴儿报个平安,他会在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饭菜做好,无论他什么时候问,她都说“好吃”。

这就是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无言之爱,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爱的方式。为了一句学雷锋活动上的宣誓,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到荒烟大漠??樊锦诗说,可喜的是现在的敦煌人不必再承受那样的苦楚,敦煌,已经是一座灯光辉煌的美丽城市。

(以上来源:武汉大学新闻网,2018-01-08)

对话樊锦诗: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

“你对它有深深的爱,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。”——樊锦诗

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,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。如今的这方土地,在“一带一路”的宏伟蓝图下,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。而守护这里的女儿,现在已是一位79岁的老人。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,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。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。

白底衬衫,红色毛衣,黑色休闲裤;花白头发,银框眼镜,瘦小的身躯……初次见面,樊先生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,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,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。

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她的话语淳朴、直接而生动,体现着一种毫不矫情与做作的大家范儿。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,如孩童般天真烂漫,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。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,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,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,我们与“敦煌女儿”一起,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。

初遇敦煌,“目的不纯”

樊锦诗曾说,“我给自己算了次命,我的命就在敦煌。”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。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,虽然不长,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,不仅让她对敦煌、考古产生了兴趣,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。

由着喜好,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。1962年,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。

樊锦诗坦言,选择去敦煌,可以说是“目的不纯”。在物资匮乏、交通不便的年代,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。

在那里,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,琳琅满目、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,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。

然而,对于生在北京、长在上海的她来说,现实的条件同样“震撼”:住土房、吃杂粮,没有水、不通电,卫生设备匮乏。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、营养不良,只得提前结束实习。

“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,这是真话。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,我就说那个,”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。

再见敦煌,机缘巧合

世事难料,到毕业分配时,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,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。

出于心疼女儿,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,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。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,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,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,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。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。

樊锦诗正是如此,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,会服从毕业分配,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,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。

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: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,就把她调回来,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。等真正结婚的时候,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,然而却事与愿违,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。

1967年,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,一个在敦煌研究院,一个在武汉大学,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。

说起爱人,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,“如果爱人不支持,我早就离开了,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、不要孩子。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,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,但是他没有这么说,我就变得越来越‘放肆’了”。这样好脾气的男人,用樊锦诗的话来说,是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的。

除了爱人的支持,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、第二任院长段文杰,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,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,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。他们能做到,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。

扎根敦煌,无怨无悔

真正的报效祖国,不是空喊口号,是用信念坚守承诺,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。

文革,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,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,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,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。但令人欣慰的是,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,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,即一定要保住敦煌!

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,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。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,房屋建筑被捣毁。相比孔庙,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,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,“全都是泥巴的,就像我这样的,你给我一个棒,一敲它就坏了,壁画不就毁了吗?”

“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,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,那文物就完了,”提起当年的事情,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,神情分外动容。我们知道,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,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。

文革中,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,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;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,由于无暇照看,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。直到1986年,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,调至敦煌研究院,分处河北、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。

让彭金章放弃自己事业的原因,在于老伴的坚持。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爱上了”敦煌。它是一个过程,越了解敦煌,越觉得它了不起。不知不觉间,爱早已扎根心底。

初见常书鸿、段文杰等老先生时,她心中有过疑问: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就业环境中出来,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,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,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,一画就是数十年,究竟是为什么?这个问题的答案,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“厮守”,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。

带着对敦煌的爱,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。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,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、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,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。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《敦煌石窟全集》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。

曾有不少人问她,在敦煌待得住吗?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:“人都快忙死了,忙得一塌糊涂……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,肯定是待住了,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。”

数字敦煌,“容颜永驻”

1998年,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。正值西部大开发、旅游大发展的热潮,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。1979年只有1万人,1984年突破10万人,到1998年达到20万人。

有一年夏天,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,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。“洞受得了吗?”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。

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,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“青春流逝”的主要威胁。“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,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。现在的壁画很模糊,颜色也在逐渐退去。壁画和人一样,不可能永葆青春。”面对这种老化趋势,樊锦诗很伤感,“我们只能延缓,不能逆转。”

她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,“灿烂的阳光,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,金碧辉煌,闪烁夺目。整个画面,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,令人惊心动魄。”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“活”得更久?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
你对它有深深的爱,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。

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。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,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:“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。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、杰出的文化遗产、成果,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,它的精美,我们如果要限制,这个不讲道理。”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,“那时我就感觉,莫高窟有救了”。65岁的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,要为每一个洞窟、每一幅壁画、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,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“容颜永驻”。

2003年,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,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,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。经过5年探讨,2008年底,投资2.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。除崖体加固、风沙治理等工程外,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。

2014年9月,在樊锦诗推动下,包括游客接待大厅、数字影院、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。即使游客再多,也实现了有序可控;先看电影了解、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,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,更避免了他们“糊里糊涂来,糊里糊涂去”的尴尬。

2016年4月,“数字敦煌”上线,30个经典洞窟、4.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,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,轻点鼠标,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,游客在电脑前,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。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。

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,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。

爱上敦煌,其实不难

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,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,更激发了不少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。

敦煌艺术的入门其实不难。佛教,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呈现,比较虚幻抽象,而一旦转换成艺术,就会变得相对直观。樊锦诗建议,可以先从感兴趣的点开始。

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,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。敦煌作为这条“古丝绸之路”的咽喉之地,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,又是宗教、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。莫高窟便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。

这里交融汇聚有各种元素,年轻人会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趣的点。

比如敦煌的菩萨像,就是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审美观在佛教造像中的集中反映,体现了汉文化与外传文化融汇中特有的“再创造”特质。西域盛行丰乳、细腰、肥臀、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裸体菩萨。当众菩萨东入中国,受传统汉文化“含蓄为美”的影响,虽然仍有衣着暴露的,但已经在一个不太过分的程度之内,这正是体现了佛教外来艺术与中国传统汉文化、儒家思想的结合。

又如中唐158窟的卧佛,面形端庄秀丽,睡态安详舒展,整体比例协调,线条细致入微。樊锦诗曾说,“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,都忍不住想走进这间洞窟,佛陀泰然自若、恬静美好的神情,能让人瞬间忘却许多烦恼。有时候,甚至觉得佛陀在对自己讲话”。这种庄重温情之美,相信会直达很多人的心灵。

通过观赏壁画造像,年轻人可以对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窥见一斑。

艺术源于生活。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、普度众生的诸天神佛,古代的画家们没有见过,除了发挥充分的想象力,更需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元素、获得灵感。因此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精华展示。例如唐代以胖为美,敦煌中唐代的菩萨像大多体态丰腴、姿态优美,面貌方额广颐,服饰珠光宝气,体现着盛唐特有的女性审美观。

对美的认识理解需要循序渐进。樊锦诗语重心长地说,年轻人不要着急,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,然后以点到面,成一个系统。比如敦煌的菩萨,通过系统了解、学习后发现,最原始的为男身,结合汉文化后,他的形象经历了“非男非女”、“男身女相”、“女身男相”、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转变。如果仔细认真了解敦煌,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。

谈到年轻人,樊锦诗说,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,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,就是想去看看,慢慢地随着研究的开展,他们对敦煌的了解日渐加深,时间长了,就都不走了。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,就是爱上了。这群人,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,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。任时光匆匆流逝,这种青春却永不褪色。

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,即将结束时,心中突然升起很多不舍。与樊先生的相遇实在太过美好,她的简单、直爽、纯真、坚持,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位可爱耿直的老人。

望着她离去的背影,记者眼前仿佛浮现社科院研究员白滨1964年初见樊锦诗时的印象:“一个上海姑娘,瘦小的身材,精明干练、风华正茂。”

(以上来源:人民网,2017-05-18)

【数据分析】

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,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,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,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—他们坚守大漠,甘于奉献,勇于担当,开拓进取。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,这就是“莫高精神”。

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,在这个人的内心,只有一个永恒的主题—守护敦煌,保护文物。把“她”完完整整地传下去,是她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
敦煌的风沙、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,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。用她自己的话说是:“爱上了莫高窟,把研究、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。”正如有人说樊锦诗的一生像一张拉满的弓,全身心投入到敦煌文物的保护和工作中。

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,写着这样一句话:历史是脆弱的,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,画在了墙上;历史又是坚强的,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,希望她永不磨灭。

不用问,这句话说的就是70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。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,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“从来不用想起,永远不会忘记”的生命底色。

【资料来源】 文化大数据
打印】 【收藏】 【关闭


京ICP备06023340号  版权所有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